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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的副部长。你要到哪个县哪个区,你到当地去讲,当地批准了就行,我是要到广西去的,我只能介绍你和张云天认识,将来有张云天带着你们走,张云天身强力壮,你这个身体是不行。看来是这样来的,新华社调你们几个人吃几个月闲饭,天天听胡乔木的“炉边闲话”,现在看起来就是训练班。当时毛把报纸抓的紧的不得了,就是太行新华社,太行的报纸出了不少问题。这样子毛一下子生气,下个命令,所有中央分区、各省的报纸付印以前要打出清样,通通要省委书记、中央分局、中央书记签字以后才能付印,而且1949年又强调过一次。这个规定有没有人遵循,我看绝对半个人都不可能执行。刚刚解放,一个省委书记,忙的很呀,从农村来,一下子要他管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四川省、湖南省、山东省,那不是要他的命啊。他半夜三更的,快天亮了,还要守夜班,签个字,十版,至少十个版,根本办不到的事情。所以,恐怕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怕,每个省的省委书记都作假,哪个省委书记干你这个,省委书记不要当了,都找个人做代替。所以叶帅他们,就是找个人啊。那为什么找我们这类人?因为这类人在延安待了十来年。毛主席想些什么,要干些什么,你们都有尺度。所以他必须要找延安出去的,其他解放区的他不放心。就因为这个原因。首先去把关报纸,代表他晚上签字。所以,在江西赣州亲自找我谈话,要我到广州后先任《南方日报》总编辑,并说正副社长等均配备好了。你去就是要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套。 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曾彦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。青年时代投身延安,身份从中共宣传部门高官、报社与出版社社长跌落至右派分子,再在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,一生波澜起伏。《大师》:您在工作中需要请示的,也一般写信给胡?多是哪些问题?曾彦修:在出版这一方面,人民出版社同胡乔木的关系,就是只有请示他才行。这个工作中央从延安一直到进城都是他来抓,没变过。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这是历史形成的关系,没看见过文件规定。新华社主要的消息、重要的评论通通要给他看,才能发。弄来弄去,新闻出版归他抓,99%是新闻,一个新华社,一个《人民日报》,1%才是出版。出版也不是我们一家,两家,人民跟人民文学。这两家他管,其他的他不大管了。只有这两家,大事都请示他,多少年都是这样的传统。对于胡乔木这个人,现在、今后在共产党内,官方来讲对他肯定是100%或90%是赞美的,特别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这部分。但是这个前辈有一个很大的缺点,问题就是给他加了几顶帽子,当了一支笔,就是什么时候要他怎么写他就怎么写,这样子当然他自己的独立见解是没有办法谈。像原来,他写的很多东西,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,任何事情只要是从最高权力发出的命令,他心里不赞成都会把它说得似乎头头是道。我举两个最大的例子。一个就是1956年3月苏共开二十次代表大会,简称二十大,赫鲁晓夫做了一个《关个人崇拜及其后果》的报告,在这个报告上批评和揭露了斯大林专制的时代,干的一些异乎寻常的内部屠杀的事情,总算是门缝打开了。跟着大概是在7月间,《人民日报》就发表了一篇《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》,是陈伯达起草的。这篇文章是对赫鲁晓夫这个报告采取一种原则上没有反驳,也不是原则上支持,是对于苏联斯大林专制时代的毛病,原则上承认一点。这样一来,七八九几个月,全国对于苏联斯大林专制时期批评就比较多一些。这一下不得了,失火了失火了,所以立刻就收回来,当然是老人家(毛泽东)的意思。大概是11月前后,又由胡乔木写了一篇《再论无产阶级专制的历史经验》。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把前面那篇陈伯达的文章批判全部收回。这都是很巧妙的,变成斯大林缺点是有,肯定斯大林是根本基调。原来那篇也不是否定,是批评的语气偏重一点,胡乔木这一篇就变成了歌颂继承为主。那么这个意见是不是胡乔木本人的意见呢,是不是他本人赞成呢,不一定。但是毛主席要这样做,他就这样做。后来打倒四人帮以后,他还在《人民日报》写了篇长文,两三版的大专论,《论三个世界的划分》,三个世界跟过去的“第三世界”说法不一样,毛在文革期间突然一下不知道怎么样,他老人家又想起来,在地图上画,世界上分三块,苏联美国,这是第一世界,其实他们两个是斗得要命的。欧洲的英国、法国,那个时候的西德,或者还有日本,这个算第二世界。于是乎其他全世界加起来都算第三世界。而所谓第一世界美苏两国又是对立的。我们的政策又是联合美国,反对苏联最大的敌人,所以到现在为止,研究近代史的人闹不清楚,怎么会苏联斯大林时代以后,苏联就变成我们最主要的敌人了,一下子变成“苏修亡我之心不死”了。那个长时期是这么说的,一字根据也不谈。当时没有人闹得清楚,当然有一些完全都按照毛主席的意见写书的人,那一些人或者搞得清楚,到前若干年还有人坚持这一套。这个世界上除了第一世界两个国家,第二世界几个资本主义强国之外,其他哪一个国家听你中国的话,哪一个国家跟你作为联合,根本没有这一回事,自任“第三世界”之首,就做梦嘛。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奇思怪想多得很,他是只出结论而从不解释的。这个东西到了打倒四人帮以后,需要一篇很长的文章,继承毛主席的这个思想,胡乔木又写了一篇三万字的文章,登了几版《人民日报》,那么这个东西他赞成不赞成呢?李慎之散步时问他,三个世界是什么好像不大好理解,乔木讲“哎,胡说八道。”就这么四个字回了他,我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。胡乔木头脑清楚的很,但要他写什么他就能写。哪怕这东西他内心是不赞成的。就是他任何东西只要你是上面的最高权力分配这个任务,他就得努力去完成。你可以学他的才能,学他的技巧,学他的学问都可以,但是有一点不能学,就是不能够学那种说不通的硬要把它说通,只允许1+1=2,甚至1+1=3都可以,不能说1+1=一个茶杯,那就是离题万里了。经过他的努力,从延安1941年开始,50年,《中共党史》这一套,就是胡乔木的一套。后来,何方的《党史笔记》一样一样考证下来,结果现在何方《党史笔记》的威信似乎反而要超过胡乔木的《中共党史》,原因很简单,何方比较注重根据事实。当一个权力成为一个真理的唯一代言人的时候,随便怎么说,大家都只能拥护。但是到了这个权力的作用没有这么大的时候,那你有一些离题万里的东西人家就不会接受了。所以到了打倒四人帮以后,胡乔木就全力用在建立他自己的绝对权威上,意识形态部门,必须要统一在他的思想控制下,离开一步都不行。而且往往他自己也发生矛盾。《大师》:你们之间一直很融洽吗?何时开始有分歧?曾彦修:我跟他怎么谈得上分歧问题。为什么?地位悬殊。我的任务是绝对听从他,如果稍微不听从一点都不行。有没有绝对听从他的?有,典型的就是吴冷西。我跟吴是很熟悉的。吴冷西至死还是坚持那些60年代、70年代反修全是对的。他是广东新会人,后来地位高了,打倒四人帮以后他重新出来,他的身份已经不得了,毛在的时候,他参加政治常委会,甚至比常委会还要小的会,两三个人、三四个人的会,他都能够去。他有时候回到老家新会去,那个新会城到了80年代、90年代新会也是电视、广播(就是“修正主义”这一套东西)这些东西也有了。新会城知道吴冷西要回来,把电视节目、广播都改了,怕他看见又是修正主义,告到中央去,所以这样的情况变成一个广东的新会连吴冷西都怕,他去的时候整个广播电视都得改变面貌。这是几个广东人告诉我的。 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曾彦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。青年时代投身延安,身份从中共宣传部门高官、报社与出版社社长跌落至右派分子,再在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,一生波澜起伏。我第二次回到人民出版社去工作是1979年,从上海1978年回北京,在大百科筹备小组呆了半年,我觉得那里的工作不是我这个水平能做的,那要多少知识、学问?人民出版社又要我回去,主要是范用和张惠卿要我回去。我到人民出版社一去,当然主要还是宣传部的于光远和出版局长陈翰伯支持,我说我们跟这个世界隔绝几十年了,不仅仅是文化大革命,实际上就是建国以来就跟世界是一刀两断,对外面世界,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自己的经验,1979年我从上海回到北京,一次,有几个都是右派,劳动改造回来的。他们谈起来,说美国人造卫星到了月球,我说啊,你们说什么?美国人到了月球,什么时候?我怎么不知道?是1969年吧,在文化大革命当中,当时报纸不宣传,《参考消息》我看不着,登不登我不知道。所以美国人到月球我不知道。中国已经跟世界隔绝了,不但不了解,也不关心了。所以我就建议要翻译二战结束以来大量的国外书的计划,后来出版了一些。当时搞这个计划的时候,当时胡乔木的身份还比较特殊,宣传部部长之后,好像名又没有挂,但是有一个草稿糊里糊涂的送给胡耀邦,我一点也不知道。胡耀邦看了赞成,但是说计划太大了一点。这下胡乔木一下子转过来了。前所未有的,突然在1984年的春天,我在1982年到1983年之间,在外地,看见报刊上反对精神污染提得很凶,变成一个运动。又看见了北京是丁玲,广州是欧阳山出来发表谈话支持,像我们这样的在共产党里面时间长的人一看就知道,这个局面显然是布置好了的:要来个大运动。这两位老人家(丁玲、欧阳山),又是出名的很左,丁玲划右派莫名其妙,很多右派都是极左派。他们两个一出来,任何时期只要中央一发出来就必有大名人出来全力拥护。所以我就看见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计划了,又要搞全国性的类似反右派这样的运动,我就写了一封信辞职,交出版总署及中宣部。当时中宣部跟我们是间接关系。这几年当中我当过总编辑和社长,原来那个社长他不当总编辑,不管稿件,他就是怕当右派。1984年3、4月,我已经正式离职几个月了。我先任总编辑,不久变成社长。张惠卿当总编辑,因为他已经五十几岁了,所以我非得立刻退不可。这个时候胡乔木整人民出版社。1983年4月,通知人民出版社所有的领导,所有编审,一些行政工作的副处长以上几十个人,浩浩荡荡到中南海宣传部去,听中宣部出版处长传达胡乔木对人民出版社的批评。其时我在外地,结果一去曾彦修没有,但不能说会就不开啊,照样传达两三钟头。那是专门针对我的。我已经下来了,但还有文章可做。我还是一个党员。我回来,几个月不上班了。又接了一个通知,说要人民出版社的陈茂仪(他当时是顾问,我也搞不清楚,他也去上班,他也不是社长。)另外还有张惠卿、曾彦修,电话里通知是曾彦修必到。我是主犯,今天就是审判我。在中南海宣传部会议室,宣传部的许力以出版处长来,胡乔木来了。讲了将近三个小时,从下午两点半左右讲到天都黑了。讲的时候我始终一言不发,一个字也没讲,一个字不记。张惠卿好像在记,陈茂仪记得比较详细。记得好像是宣传部的许处长讲了一句,他说这个翻译计划耀邦同志看过了。胡乔木说了一句,耀邦对这些事情不大熟悉。我就静静听。他越讲越离谱,说你们好大的胆子,你们竟然还想要出《陈独秀文选》,你们知不知道陈独秀是托派,托派是反革命的,胡还是三十年代斯大林杀托洛茨基时候的思想。他不会落后到这个程度,是故意用大罪名压人。你曾某人想出版陈独秀的书不是反革命么?当时我差不多要笑了,我又忍住。批评我们出版一本书,一本小册子,据说这个人是比利时共产党里面分出去的,倾向于托洛茨基主义的,写了一本经济学研究过渡时期的理论,比较客观一点。胡就拼命批评此事,说这人是托派,你们知道吗,是敌人,你们知道吗?你们还出他的书。那个时候我们心情有一点低落,真替他难过。我想,怎么同四十年代时完全是两个人呢?你自己织好的罗网你把脑袋伸进去,怪不了我们。我只举这个例子。这本书他视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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